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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经典，示范引领。今邀请刘烨老师与师生分享《史记 · 太史公自序》读后感，特附此文。

《史记 · 太史公自序》发言稿

刘烨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由西汉时期司马迁撰著。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之所以本人选择读《太史公自序》，是因为本人想进一步了解司马迁，了解他的家世谱系、生活经历、和他的志向抱负，以及他著《史记》的始末。并了解司马迁创作《史记》的条件、指导思想，为后面各专题的学习作好铺垫。

司马迁是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10岁“诵古文”，20岁开始游历，游踪遍及南北，到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归来后，初仕郎中，曾出使西南各地。司马迁在元封三年（前108年）接替其父担任太史令，从太初元年（前104年）开始创作《太史公书》（后称为《史记》）。后因向汉武帝为李陵战败投降匈奴之事辩护而被捕入狱并处以腐刑，在形体和精神上遭受巨大的创伤。出狱后任中书令，忍辱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大约在征和二年（前91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太史公自序》既是《史记》的序文，也是作者的自传，编排在全书最后。全序规模宏大，文气深沉浩瀚，是《史记》全书的纲领。

《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为《史记》一书撰写的序言，编为《史记》末卷。这篇文章可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叙述了作者的生平，介绍作者的家族世系、家学渊源、著书经过及旨趣等，并概括了自己前半生的经历，融作者的遭遇和志向于一炉。其次，叙述了他写作《史记》的动机,利用对话的形式，鲜明地表达了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以《史记》上续孔子的《春秋》，并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绘、评价，来抒发自己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表白自己以古人身处逆境、发愤著书的事迹自励，终于在遭受宫刑之后，忍辱负重，完成了《史记》这部巨著。第二部分是《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各篇小序,《史记》全书的体例和规模。

《太史公自序》给出了《史记》得以成书的六个缘由：1、家族的影响/家族赋予的使命；2、自身的努力和充分准备；3、父亲的遗训、教导；4、个人的理想、心愿：以《春秋》为表率，成一家之言；5、文王、孔子、屈原等人“不向逆境屈服”的精神对自己的激励；6、汉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而司马迁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迁以生在一个世代为史官的家庭而自豪，因为这样的家传不仅积累了丰富的修史知识和经验，还培养了司马迁优良的史学品德，即：“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

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是他父亲司马谈。其父司马谈是汉朝太史令（即掌管起草文书、编写史料，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的官职）。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司马谈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司马谈的临终嘱托说了哪几层意思？一是写史是司马氏祖传的家业，自己现在难以完成，要求司马迁完成这一使命，强调这是“孝亲”的表现。二是告诫司马迁要以孔子为榜样，通过写史，规范社会道德。三是汉兴以来有许多值得记载的史实，自己未能论载要求司马迁完成自己的遗愿。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司马迁写史是祖传的序业，修史是孝亲。司马迁修史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也是时代的要求。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为了褒贬从鲁隐公到鲁哀公242年间的历史是非，“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替天下人树立行为的标准和规范，以“达王事”。认为无论是人君，还是人臣；是人父，还是人子，都必须通《春秋》之义。司马迁还强调孔子作《春秋》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行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司马迁对孔子作《春秋》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实际上是在暗示自己创作《史记》的目的，是在对《史记》作自本人评价，同时也在提醒世人注意《史记》的作用。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综上可知，司马迁写《史记》目的有三：为完成家族的使命，为父亲的遗愿和时代的要求，为成就一家之言。从《太史公自序》这篇文章能看出：司马迁对集体身份的认同。

（一）司马迁对宗族身份的认同，表现为他对司马氏宗族周朝太史身份的高度认同，这是他撰写《史记》的宗族使命；

先秦社会宗族势力非常强大，离开了宗族无法真正了解先秦历史。司马迁肯定了宗族在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司马迁的宗族祖先们在众多诸侯国中出将入相，在西汉初期被封至河内郡。可以说，司马氏宗族非常显赫，特别重要的是司马谈又重新成为史官。司马谈成为史官，这标志着司马氏有可能再续史官这一社会身份。因此这一事件对司马迁的影响非常大。“司马氏世典周史”“谈为太史公”都是司马迁对宗族史官这一身份的高度认同。司马迁撰写《史记》，可以说是完成了史官的宗族使命。

（二）司马迁对家族身份的认同，主要表现为他对司马谈之子身份的高度认同，他撰写《史记》是遵其父之遗命而为；

原文第11—15段的内容表达了三层含义：其一，客观条件。司马谈在去世之前希望司马迁继承先祖太史这一官职。司马谈认为他任太史是对其先祖的周之太史这一官职的继承。按照当时的制度，司马谈死后，司马迁必然继承这一官职。其二，主观条件。希望司马迁继承他的遗志，完成写史的任务。司马谈生于大一统的西汉王朝兴盛之时，他认为太史令有责任记载孔子之后的重大历史事件，但他生前并没有实现这一愿望。在汉初孝文化的影响下，司马谈认为其子司马迁应继承其遗愿，写出一部可与《春秋》相媲美的史书名著。其三，作为儿子的司马迁义不容辞地答应了司马谈的这一要求。“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表达了司马迁完成其父亲遗愿的决心与自信。

（三）司马迁对社会身份的认同，表现为他对西汉太史身份的高度认同，这是他撰写《史记》的社会原因。

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太史令是汉朝的史官。先秦时期很早就有史官这一官职。不过，不同的朝代，其地位及职责有所不同。但有两点是共同的：其一是史官往往是世袭的。其二，史官的职责很多，如实记录历史即其重要职责之一。

史官职位世袭决定了司马迁于司马谈在世时就已经为继任太史这一官职做准备了。司马迁对秦汉战场尤其是其中地形的详细把握，与他二十岁壮游山河密切相关，乃至苏辙感慨：“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流，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可见，司马迁二十壮游山河是他成功撰写《史记》的第一个重要原因。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后，有机会阅览汉初统治者所搜集的散乱图籍，这是他成功撰写《史记》的另一重要原因。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写一部不同于前人的史书。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虽然各国的史官都有实录本国历史的职责，但像司马迁这样“著述系统的史书则需要个人的史学自觉”。孔子作《春秋》并非史官的纯粹实录，而是有其特殊的目的。孔子作《春秋》无论是在主观意愿，还是在客观行为方面，都产生了匡正世道、警示后人的作用。司马迁意识到写《史记》的必要性。于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是如实地记录自孔子之后五百年的历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以说由实录历史到系统著述《史记》，既是司马迁作为太史令的职责所在，又是对太史令职责的升华。

（四） 司马迁对个体主动性的忽视。司马迁作为西汉社会中的一员，他对宗族、家庭、太史令等各种集体身份高度认同，但唯有对个人身份没有认同。也就是说，司马迁忽略了个体主动性，一味注重个体对集体的服从。这主要表现为他因李陵之祸身受宫刑，虽悲痛欲死，但仍隐辱偷生以完成《史记》大业。

完成《史记》的著述，是司马迁遭受宫刑后的唯一精神支柱。而撰写《史记》既是宗族的使命，也是父亲的遗愿，更是太史的职责，是各种集体身份的综合产物。可以说，司马迁受宫刑后之所以选择苟活于世，是由各种集体身份决定的，即以《史记》大业为重，完全排除了个人的感情与欲望。正是从这一点上来看，司马迁选择了对个体主动性、个人情感的完全忽略。

通过《史记》，尤其是《太史公自序》，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一生只对这三重集体身份认同，却忽视了对个体主动性的关注，这既是他本人在晚年自觉痛苦的原因所在，也是他的自序的重要特色，同时还是中国古代自序篇幅短小并且没有出现长篇自传体著作的重要原因。

司马迁对集体身份的高度认同，但对个人身份即个体主动性却相对忽略。司马迁重视集体身份、忽视个体主动性，既是他在晚年自觉痛苦的原因所在，也是其自序的重要特色，同时还是中国古代自序篇幅短小并且没有出现长篇自传体著作的重要原因。

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我们应该加强对个体主动性的重视。对于我们自己的人生角色，我们可以认同家庭、社会的各种身份，但请不要忽略个体主动性、忽略个体的情感，加强对个体主动性的重视。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想到了，厚积薄发，抓住机遇，总会有质变腾飞的一天。